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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新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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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浙江工人日报记者,多次在浙江省好新闻评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六次,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三次。被评为浙江省专业报“十佳”新闻工作者。 2010年创建了“冯伟祥新闻工作室”,这是浙江工人日报社自1949年创刊以来至今第一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工作室。 ★系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司法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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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纠葛背后的法理之争  

2011-10-13 17:28:43|  分类: ★法本公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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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万元纠葛背后的法理之争

■记者冯伟祥


 哈尔滨市南岗法院根据该院的判决,从浙江友谊公司扣划去50万元,几天后又悉数返还给了友谊公司。
  绍兴市中级法院根据浙江省高院的生效判决,从友谊公司扣划了50万元,准备交付鲁金龙。
  但友谊公司表示:南岗法院此前已扣划50万元的做法应视为该公司已对鲁金龙履行完毕浙江省高院判决所确定的义务,绍兴市中级法院再一次扣划50万元属于重复执行,是错误的。
  鲁金龙认为,根据浙江省高院的判决,绍兴市中级法院从友谊公司扣划50万元没有错;而南岗法院的做法与绍兴市中级法院执行的本案没有法律关系。
  起诉鲁金龙要求支付近50万元代理费的法律事务所则认为,绍兴市中级法院从友谊公司扣划的50万元已由该所申请财产保全予以冻结,这笔执行款应该给事务所。  
  围绕这笔50万元的归属,究竟孰是孰非?

 


    绍兴中院扣划50万元是否属于重复执行?


  现年49岁的鲁金龙,是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农民,1996年起,鲁金龙为诸暨的浙江友谊电缆厂(浙江友谊光电缆有限公司的前身,以下简称友谊公司)销售电缆,后来发生了一连串经济纠纷,至今尚未尘埃落定(本报曾作相关报道)。
  2010年12月20日,浙江省高级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再审指令,就鲁金龙与友谊公司之间的委托合同纠纷案作出了(2010)浙民再字第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3号判决)。这个再审判决是有利于鲁金龙的。
  2011年3月7日,鲁金龙向作出原一审判决的绍兴市中级法院申请执行,根据友谊公司已支付情况,尚应向他支付劳务报酬等款项合计近50万元。
  而2月25日、4月11日哈尔滨市南岗法院根据生效的(2007)南民一初字第582号、986号民事判决,向友谊公司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并于4月11日扣划了友谊公司的50万元。随即,友谊公司将上述执行材料提交给绍兴中院执行法官,认为应视为友谊公司已对鲁金龙履行完毕浙江省高院3号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绍兴中院执行局的经办法官并没有采信这些执行材料,分别于5月24日、6月3日扣划了友谊公司合计50.3万元。
  友谊公司不服,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称南岗法院已扣划了该司50万元的情况下,绍兴中院再次强制扣划该公司50万元执行款,显然是对该公司进行了重复执行,属于执行错误,请求立即停止对省高院3号判决案件的执行,并返还被重复执行的50万元。


  当事人:南岗法院从友谊公司扣划50万元又返还,等于将钱从一只口袋放到另一只口袋


  绍兴县越州法律服务所(下称越州所)是鲁金龙在绍兴多家法院的各类案件的代理单位,帮助鲁金龙打赢了许多官司。考虑到鲁金龙的实际困难,该所一直未向他要求偿付代理费。
  这次在省高院的案件代理成功后,该所便按此前与鲁金龙所签的代理合同的约定,向法院提起诉讼,向鲁金龙索要合计近50万元代理费,并申请财产保全。受理此案的越城法院向绍兴中院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冻结了鲁金龙的这笔执行款。
  在获悉绍兴中院受理友谊公司异议申请的信息后,越州所便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申请参加听证,获准。听证时,越州所的工作人员向经办法官递交了哈尔滨市道外法院的一份《协助执行通知书》,该《通知书》是于2010年4月20日发给越城法院的,要求扣划友谊公司交入的9万元执行款,试图证明两个事实:一是对外地法院的执行法律文书,本地法院负有审查义务,符合条件的应予配合,不符合条件的则不予配合(关于该案,鲁金龙曾提出异议,认为道外法院已在绍兴中院、诸暨法院扣划去240多万元,不给任何手续,执行已经超标的了。越城法院姓王的经办法官便通知道外法院的经办法官,应该提供鲁金龙实际尚欠友谊公司9万元的依据,才能配合;因道外法院未能提供,至今一年多了,这9万元仍在越城法院的账户内,没被划走);二是证明究竟是友谊公司欠鲁金龙还是鲁金龙欠友谊公司的争议,至今仍没有彻底解决。越州所的工作人员在听证会上获悉,南岗法院已将从友谊公司处扣划去的50万元在几天后又返还给了友谊公司,便认为不存在抵消的情形。“南岗法院的做法,等于让友谊公司将钱从一只口袋放到另外一只口袋。”鲁金龙说。
  据了解,对于越州所提供的这份证据(《协助执行通知书》),绍兴中院执行局的承办法官没有在2011年7月15日听证庭审时交友谊公司质证。


    对其他法院的司法行为是否应进行审查?


  令鲁金龙及越州所感到吃惊的是,2011年7月20日、7月28日,绍兴中院作出了对他们不利的两份执行裁定书。
  绍兴中院认为,本院执行的省高院3号判决所确定的内容与南岗法院(2007)南民一初字第582号、986号判决书所确定的内容互为债务人。南岗法院从本案被执行人友谊公司处扣划了50万元属于国家司法行为,应当视为友谊公司已履行了50万元之义务,应予以抵消。该院裁定南岗法院已执行的50万元予以抵消,驳回越州所的异议。
  鲁金龙与越州所均不服,向省高级法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执行裁定书,驳回友谊公司的异议。
  他们认为,此前,绍兴中院执行法官对于友谊公司提交的南岗法院执行另案的材料不予采信,而根据省高院3号判决的判决要旨,扣划了友谊公司银行存款合计50.3万元,上述行为不存在错误情形。而在友谊公司提出书面异议后,该院没有进行针对性的审查,是错误的,应予纠正。
  “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本案的审查范围应是:绍兴中院执行法官的划款行为是否存在重复执行的错误?南岗法院在这之前从友谊公司划走了50万元几天后又返还给友谊公司的行为,是否可视为友谊公司已经履行了本案的执行义务?但令人遗憾的是,绍兴中院对此均没有进行审查。”鲁金龙说。
  他们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履行通知的签发对象只能是执行案件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所以,南岗法院向申请执行人友谊公司签发履行通知等法律文书的行为于法不符;根据上述《规定》,无论是履行通知还是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书,都应依法送达被执行人鲁金龙方能生效,但截至7月15日举行听证时,友谊公司未能提供鲁金龙已签收南岗法院相关执行方面的法律文书的依据,则属程序不到位,因此该院扣划款项的司法行为尚未生效。
  鲁金龙说:“南岗法院执行另案的司法行为与绍兴中院执行本案没有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上的联系,本案不存在重复执行的情况。我与友谊公司之间谁欠谁的争议以及欠多少数额的问题至今尚没有明确,因此不存在可以抵消和已经抵消的情形。”
  据了解,7月15日绍兴中院召开听证会,合议庭三名组成人员中唯有竺金法一个人到场,审判长俞樟铃及另外一人杨子超没有参与。
  “只要对南岗法院的上述司法行为的正当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就会发现友谊公司所提的异议是不成立的。”鲁金龙及越州所希望省高院能全面认真审查。

                                                                (2011年10月13日《浙江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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