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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新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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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浙江工人日报记者,多次在浙江省好新闻评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六次,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三次。被评为浙江省专业报“十佳”新闻工作者。 2010年创建了“冯伟祥新闻工作室”,这是浙江工人日报社自1949年创刊以来至今第一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工作室。 ★系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司法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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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少年“抢劫犯”透露曾遭公安民警诱供  

2011-06-23 17:01:00|  分类: ★台前幕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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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抢劫犯”错关221天  给8万元要求息诉罢访》报道追踪

“有罪推定”阴魂不散,作过有罪供述的两“抢劫犯”透露曾遭公安民警诱供
“编到哪儿就算那儿,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记者冯伟祥

 

平湖市两名在校学习的初中生,莫名其妙成了抢劫犯,遭遇不白之冤,被刑拘、逮捕……6月16日,本刊在头版头条位置,以《被“抢劫犯”错关221天 给8万元要求息诉罢访》为题,用较大的篇幅进行了披露,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
        报道刊登后,新浪、搜狐、网易、腾讯以及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许多网站进行了转载。一时间评论如潮。其中,在网易有13200余人次参与发帖评论,而在搜狐跟帖的也有10500多人次。
       在法庭上当众翻供的周宏伟、周强,此前曾经作过有罪供述,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是被公安民警骗供、诱供,屈打成招的,是被冤枉的。为了免受皮肉之苦,我们不得不违心认罪,作出了虚伪供述,编到哪儿就算那儿,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编到哪儿就算那儿,直到他们满意为止”


       追溯到2005年12月31日,平湖市黄姑镇韩苗村胡家滨六号桥商店店主、八旬老人丁永根向派出所报案,称前一天晚上6时许,该店遭到两名歹徒蒙面持刀抢劫,被劫走现金130余元和香烟30多包。
       与丁永根同村的周宏伟、周强后来才知道,当初丁永根怀疑是他们所为。
       记者欲找丁永根了解情况,但被告知其已去世。
       周宏伟、周强告诉记者,他们一被带进派出所,便被警察打了耳光,后隔开审讯。
       “警察对我说,周宏伟已经承认了是他和我干的。”周强告诉记者。
       周宏伟说:“警察对我说,周强已经交代了是我俩一块做的。”
       “警察还说,你俩年龄小,是未成年人,只要承认做了,在笔录上签个字就没事了,不会判刑,可以回学校上学,不承认就要判刑的。”这让涉世未深的两个初中生很怕,“我们心想反正自己没做坏事,只要不耽误上学,能回家就行。于是,我们就糊里糊涂地在他们搞好的笔录上签了名字。”
       “后来到了看守所,警察与我‘谈心’说我爸妈犯了包庇罪,也要抓进来,如果我承认了,他们就不抓我爸妈。听到这些,我就承认了,我不愿意爸爸妈妈一起抓进来。随后,公安局的人提审我,我说根本没有作案,以前承认的情况都是我瞎编出来的,他们听后对我大发雷霆。我害怕了,只好又违心地承认了。案子到了法院,公安局的人还来提审我,他们一再骗我叫我承认,说什么承认了会判得很轻,可以回家过年,还威胁说不承认就不让回监房,什么时候承认就什么时候回去睡觉。”周强说。
       按照周宏伟、周强的说法,公安民警对他们实施了“车轮战”,连续审问,不让睡觉。“有一次,从上午10点钟开始提审我,一直到第二天傍晚6点钟左右,我在椅子上坐了30多个小时。他们经常利用晚上提审我,每次审讯四五个小时,都是家常便饭。有时候把我折腾得精疲力竭,神魂颠倒,办案人员却说可以审七天七夜不违法。”周宏伟说。
       周强向记者反映了他在看守所里的遭遇,称公安民警在提审时以换监房叫人犯殴打等进行威胁。“我先后三次被调换监房,四次被同监室的犯人殴打,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
       “每次警察审我做笔录,必须按照他们说的去做,然后签字,有一次他们把周宏伟的笔录给我看,说周宏伟都已经承认了,是和我一起干的,这样我也只好承认了,不然回到监室是要挨打的。还有一次,他们来提审我,问我以后还翻不翻供?我怕挨打,只能说不翻供了,他们就叫我写个保证书给我爸爸妈妈看,我不愿意写,他们就说不写不行,不写就换监室,就戴上脚镣手铐。听了这番话,我吓坏了,只好违心地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不翻供。他们还骗我说只要我承认做了,判起来最多10个月到1年,还可以帮我求个情,判缓刑让我回家过年。如果说没做,要判刑5年。”周强说。
       按照周宏伟、周强的说法,他们在派出所、看守所遭遇了公安民警的威胁恐吓、诱供等,因此被迫作了有罪供述。
       “编到哪儿就算那儿,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周宏伟如是说。
       失去人身自由的周宏伟、周强,在里面遭遇了什么?
       由于多种原因,记者无法还原事实本来面目。
       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公安机关对周宏伟的其中两份笔录的制作时间均长达八九个小时。这种长时间审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指纹、鞋印……这些案发现场的证据都没有


         据悉,平湖市检察院在第一次起诉时,认定的“事实”是:“由被告人周宏伟先至店里,假装买泡泡糖、香烟试探后,二人蒙面闯入,后将店内灯泡卸下……周强翻店里的柜子……”2006年8月9日,重新起诉时也有类似表述。
       既然有卸灯泡、翻柜子等行为,按常理就应有指纹等。
      “派出所受理后,一不作深入走访取证,二不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指纹、鞋印等重要证据,更没有任何证人材料来证明周宏伟、周强涉嫌犯罪。而是仅凭报案人的一面之词为依据,先入为主,有罪推定,认定周宏伟、周强就是作案人,一开始就先天不足,铸下了大错。”一位接近此案的法律工作者告诉记者,“后来,本案的犯罪指控主要是借助被害人的报案、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的证词来完成,但缺乏作案现场的指纹、鞋印等不会说话的证据,这是致命伤!即使被告人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无罪,控方也不能证明他们有罪。”
       据办理过此案的律师说,本案有40多份笔录(包括证人证言),但这些言辞证据也是问题多多。被害人的报案内容前后自相矛盾,与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证人证言不一致,不能相互印证;两被告人就作案过程的供述很多地方不一致,而且前后自相矛盾;“赃物”的去向不明,两被告人的供述不能相互一致,从证人证言也不能得到答案。
       第一次起诉书认定次日周宏伟将抢劫所得的香烟销赃于黄姑镇周圩一小店,得款自肥。这个事实被推翻后,检察机关将案子退回补充侦查,警方又找到几位同样是未成年人作为证人,把抢劫所得的部分现金及大部分香烟说成被这些人敲诈去了。
      “但是,在2006年9月5日庭审前,三名证人关于敲诈周宏伟以及拿钱、拿烟、分赃地点、拿烟后的去向等的陈述存在很多不一致,而在9月5日庭审后,在补充侦查材料中,同样存在众多的不一致,三名证人就赃物的去向以及向周宏伟的敲诈过程等所作的证词依然不能一致。”曾经是此案辩护人的律师告诉记者,“报案人的陈述与被告人的口供及证人的证词间存在众多的不一致,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排他的证据链。”


“有罪推定”阴魂不散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但是,2006年5月23日检察机关第一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到7月19日才侦查终结,侦查了将近2个月。
       多年来,因为工作关系,记者接触了大量的起诉书,规范格式有“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但不知怎么回事,2006年11月平湖市检察院针对本案的起诉书却没有上述表述。
       2006年12月29日,平湖市检察院在不起诉决定书认为“周宏伟、周强劫得财物数额较小并已退还”,以“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为由,对周宏伟、周强作出不起诉决定。
       但周宏伟、周强说,他们根本没有实施抢劫,而所谓的“退还”其实是2006年3月7日他们被派出所警察要求分别缴纳“赃款”200元,警察没有开收据给他们。
       2007年6月15日,嘉兴市检察院作出了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之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决定维持平湖市检察院对周宏伟、周强做出的不起诉决定。
       虽然嘉兴市检察院维持平湖市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但是两者有“质”的区别:平湖市检察院不起诉的理由是认为犯罪事实存在,只是因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不起诉;而其的上级嘉兴市检察院则查明犯罪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一石激起千层浪,本报的报道引起了热议。有读者认为,接到案件后,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就一心地将嫌疑人往有罪的方面“整”,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就把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平湖市检察院明知本案证据有问题,却没有直接行使检察院的不起诉权,第一时间不起诉两嫌疑人,而是不断撤诉,不断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公安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将案件移交检察院,检察院最后只能硬着头皮硬搞。
       昨日,北京市中关律师事务所朱明勇律师向记者表示,长久以来,存在于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的“有罪推定”的错误观念至今没有彻底消除,在这种错误观念的支配下,重口供、轻其他证据的现象也在一些案件中屡屡发生。这样,冤案、错案也就随之发生。
       近几年来披露的一批社会影响巨大的冤假错案背后,几乎都存在刑讯逼供、违法取证的情况。相关人员被问责。
       周宏伟、周强及其家人认为,应当依法依规追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有关人员的责任。
       报道见报的次日,嘉兴市检察院宣传教育处负责人打电话给记者,表示针对报道中涉及的问题,该院正在处理。
       两名初中生被“抢劫犯”,三起三落后获释,说到底是“有罪推定”的观念作祟的结果。谁之过?令人深思,教训深刻!
       但愿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2011年6月23日《浙江工人日报》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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