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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浙江工人日报记者,多次在浙江省好新闻评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六次,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三次。被评为浙江省专业报“十佳”新闻工作者。 2010年创建了“冯伟祥新闻工作室”,这是浙江工人日报社自1949年创刊以来至今第一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工作室。 ★系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司法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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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当法官成为拆迁户 告状难立案(芜湖、南京两地同样的遭遇)  

2011-01-14 11:21:01|  分类: ★征地拆迁之“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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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25名法官成为拆迁户 告状难立案

2009年12月31日

黑色幽默:当法官成为拆迁户 告状难立案(芜湖、南京两地同样的遭遇) - 冯伟祥新闻工作室 - 冯伟祥新闻工作室

  愈演愈烈的拆迁浪潮中,居住在芜湖市镜湖区锦泉公寓的数位当地法官也成了拆迁户。他们试图在自己熟悉的法律框架内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现实的遭遇却让他们无奈感叹: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当了30多年法官的王自立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原告,需要通过打官司来保住自己的房子。更令他诧异的是,面对熟悉的法院,他们的案子却怎么也无法立案。


  汹涌的拆迁大潮中,王自立真切地感受了一回民告官的困难。

  新房遇“夭折”

  63岁的王自立是芜湖市镜湖区法院的一位退休法官。2009年9月,他与其他38户业主一起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状告镜湖区建设委员会非法拆迁。

  据行政起诉状显示,在39名原告中,有14人为镜湖区法院在职干部,8人为镜湖区法院退休干部。另有3人已从镜湖区法院调至三山区法院任职。

  这些与镜湖区法院有着密切联系的业主正式成为拆迁户是在6月9日—业主们收到芜湖市通达拆迁有限公司送达的“致保兴1、2号地块拆迁户的一封信”,他们居住的位于镜湖区文化路上的锦泉公寓(镜湖区法院的宿舍),就此成为被拆迁对象。

  随后,业主们从通达公司拿到了一份镜湖区建委于2009年6月8日发给芜湖市镜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镜湖建投)的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9第08号)。

  “这么好的房子,怎么能说拆就拆呢?”12月28日中午,锦泉公寓内一位2005年才搬来的老人有些不解地说。

  锦泉公寓共有两栋楼,1号楼3个单元,2号楼2个单元,一梯两户共6户。尽管房龄已经10年有余,但从外表来看,淡蓝色的外墙并不陈旧。在小区大门口的墙上,还挂着“文明楼院”、“学习型楼院”等几个牌匾。

  退休法官张忠华介绍说,锦泉公寓是1998年底竣工交付使用的,至今不过11年,尚属新房。由于是单位建造的自住房,房屋质量好、造价高。“如果现在就被拆除,就如同少年遭遇夭折一样,岂不可惜!”他说。

  据法官们了解,镜湖区政府对拆不拆锦泉公寓产生过犹豫,但由于某位领导认为小区面积小,与两边的新建小区又不协调,于是下决心拆除。

  一位在职的法院干部表示,如果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拆迁,业主们不会拒绝,但现实显然不是,该地块已经定位为居住用地。

  在此之前,锦泉公寓所在的地块已被拍卖给了安徽盐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与拆迁公司的交涉中,业主们得到了三个“不可能”的答复:不拆不可能,回迁不可能,提高补偿标准也不可能。

  然而目前拆迁公司提供的补偿标准还不足4000元,与去年相比下降了1000多元。但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当地的房价也日益高企,锦泉公寓旁边的高层均价为5600元。如果选择产权置换,拿到安置房至少也得两三年。无论是哪种方案,都是法官们难以接受的。

  双方因而在补偿问题上僵持不下。

  拆迁太随意?

  为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官们拿起了他们最熟悉的法律武器。他们向法院起诉颁发拆迁许可证的镜湖区建委,以图阻止拆迁。

  作为起诉状的主要执笔人,张忠华表示:“这是有关是不是依法办事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他认为,政府如果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先发征收决定,然后再发拆迁许可。但是这个地块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卖给安徽盐业房地产开发公司用于房地产开发。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征收的程序应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在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以后,才涉及拆迁补偿的问题。在人民政府没有作出征收决定的情况下,拆迁房屋当属非法。镜湖区建委虽然向镜湖建投公司发出了拆迁行政许可,由于其自身不具有行政许可的主体资格,又不符合法定程序,其拆迁许可行为当属无效。

  “拆迁的理由没有,拆迁的权限没有,拆迁的程序没有,说什么补偿低了等等,都不是要害。”张忠华说。

  在起诉状的最后,张忠华特别援引了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的条文。

  该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原告认为,如果不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拆除原告的房屋违反了新法的规定。

  无独有偶,今年8月,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31名法官拆迁户状告南京市房管局,援引了同样的法律条文。

  但遗憾的是,该案迟迟不能立案。《循环经济促进法》能否成为遏制城市拆迁大潮的新利器尚存疑问。正如该案原告代理律师金辉对媒体所言,“仍有待于城市政府认知与行政司法审判博弈的结果。”

  告状难立案

  一如南京法官的遭遇,锦泉公寓法官业主的维权之路并不比普通民众平坦。

  由于锦泉公寓多数业主与镜湖区法院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特殊的身份使得镜湖区法院必须回避。按照程序,镜湖区法院需上报给芜湖中院,然后由中院指定某一区法院受理。

  9月12日,镜湖区法院的一位副院长已经将起诉状送至芜湖市中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芜湖中院应在7日内立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但至今没有结果。

  3个多月时间里,业主们的起诉状仿佛石沉大海。

  “不立案,不指定,不回复,我们只是四处打听。”张忠华说,他打听到的结果是,“要研究”。这让他很是无奈:“我们自己都告状无门了。”

  而在1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刚刚印发《关于依法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切实解决行政诉讼有案不收、有诉不理的问题,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

  普通人常常遭遇的“立案难”这次落到了法官们的头上。

  一些在职的法官被组织部门找去谈话,要求配合政府的拆迁工作。

  “区里是派人来法院协调此事,但法官的利益也要考虑。”前述在职法院干部说。她不在原告之列,但对诉讼行动表示支持。

  “法官维权也很难,比普通人还难。”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官家属说。她表示自己不会妥协,即使身为法官的丈夫被组织部门做通工作,她也不会答应。

  不过对于法官们的起诉,12月28日下午,镜湖区建委主任杨杰对记者表示,建委一直是在依法办事,并不存在法官们所言的行政违法问题。

  法官们冀望于在法律框架内维护自己权益的意图至今也无法实现。

  法官遭遇黑色幽默

  法官们面临的拆迁厄运倒是令杨忠辉感到一丝快意。

  杨是当地一个知名的“钉子户”。在他看来,在镜湖区的拆迁大潮中,镜湖区法院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51岁的杨忠辉此前在繁华的镜湖边上开有一家宾馆和一个飞机票代售点。早在2006年9月,宾馆即被纳入拆迁计划。此后,拆迁工作陷入停顿,杨忠辉的宾馆和售票处照常营业。直到2008年11月,拆迁工作再度启动,但双方一直在补偿条件上存在巨大差距。

  2009年4月8日,镜湖区法院会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约300余人,对杨的宾馆实施强制拆除。此前一天,杨忠辉向镜湖区法院提请行政诉讼,但直至今日,法院仍未立案。

  自从镜湖区喊出“大建设”、“大发展”的口号,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拆迁工作的展开。

  镜湖区经发改委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累计动迁约4000户,完成拆迁面积约39.7万平方米。截至12月17日,镜湖区的房屋拆迁公告已经发到了第29号。

  据王自立所知,2007年,镜湖区法院强拆了39户,2008年则强拆了68户。

  突然加剧的拆迁行动,制造出众多的拆迁户。尽管极不情愿,锦泉公寓的法官们也被裹挟进了镜湖区的拆迁洪流之中。

  在张忠华看来,这多少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当政府要对钉子户进行强制拆迁的时候,法院应该进行基本的审查,看其是否合法。“以前法官们判定合法的拆迁,降落到自己头上时,却变成了不合法的行为。”

  与其他普通的被拆迁户相比,法官拆迁户们几无可能通过上访等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太可能通过极端的方式为自己维权。但在他们最为熟悉的法律框架内,同样无所作为。

  由拆迁引发的冲突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难题。12月7日,北京大学五名学者建言全国人大,希望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6日,国务院法制办召开专家座谈会,之后立即宣布将废止现行《拆迁条例》。

  面临拆迁的法官们密切关注着事件的进展,他们寄希望于新的条例能够保护自己的房屋。同时也在担心,会在旧的《拆迁条例》废止前上演最后的疯狂。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王自立、张忠华为化名。)

 

 

 

南京:31名“法官拆迁户”状告市房管局

 

今天,《循环经济促进法》颁布一周年。该法在第25条第二款明确“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从而以貌似不经意的立法对城市房屋拆迁作出了规范。如今,遭遇拆迁的江苏众“法官”举起了这一法律武器
   
    4月份的时候,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博士生突然发现,临近学校的宁海路已经挂上了拆迁的条幅。他的感觉是,就像美梦突然被惊醒一般,“不久,这儿即将被推土机嘈杂的轰鸣声、漫天的灰尘所代替。”
    宁海路地块的改造动议已久,2007年底就有兴建欧洲风情街的官方消息传出。年初,有关该项目的进度要求被写进鼓楼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徐丽的工作报告中。到4月9日,南京市房管局向南京市土地储备中心、鼓楼区建设局核发了针对该地块拆迁的行政许可决定书。
    空气异常闷热。8月25日,记者来到宁海路拆迁现场,奖励提前搬迁的条幅仍在,临街的店铺,走的已经人去房空,没走的正忙着清仓,只有几家餐饮店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一切看来是那么平静,但正所谓静水流深。
    8月11日,住在宁海路街道华新巷21号的31名业主一纸诉状递至南京市中院,剑指发放拆迁许可证的南京市房管局。他们的房龄不足10年,且远离宁海路五六十米,不应在欧洲风情街的范围内。不寻常的是,他们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退休或在任的法官,且多人的行政级别至处级、厅级。
    在诉状中,他们援引了今年元旦才生效的《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第二款“城市人民政府和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建筑物维护管理,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
    而今天,是该法颁布一周年。援引此法阻击政府肆意拆迁,这在全国尚属罕见。当法官成为拆迁户,当他们拿起法律武器,在谋求交织在一起的私利与公义中,南京宁海路地块的拆迁将走向何方,政府拆迁行为在新法面前会否收敛?
当法官成为拆迁户
    江苏省高院正位于宁海路75号,由此向南约200米就是华新巷,向东五六十米右拐就通往华新巷21号,拐角处“动迁二组现场办公室”的房门上张贴着动迁范围,“华新巷21号”包含在内——这里单独成院,只有一幢7层高的楼,共34户,此次有31户法官站出来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记者掌握的材料,此处住宅是江苏省高院1999年经南京市政府同意,并报经该市规划局、建设局等职能部门依法审批建造,总建筑面积3877.02平米,2000年6月竣工。房屋按钢混结构设计施工,楼面地坪全部整体浇铸,这在当时南京主城区多层住宅中实属少见。
    按照《民用建筑设计通则》,混凝土结构的住宅设计使用年限一般为50年,而这只是一个建议性的合理使用年限,实际使用寿命则可能超过50年。“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快就要拆,不是浪费资源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居民如此表示。而依《循环经济促进法》之规定,对符合城市规划和工程建设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建筑物,除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外,城市人民政府不得决定拆除。
    法官们藉此认为,宁海路地块改造,也并非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是商业性开发,遂于今年6月5日向南京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南京市房管局作出的编号为“宁拆许字2009第014号”的拆迁许可证。
    事实上,早在2004年10月,江苏省政府办公厅也在《关于切实加强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对依法批准建设、竣工不满15年且较为集中的多层以上住宅片区,原则上不得列入拆迁范围。”并且“要严格控制拆迁总量……对能够满足功能要求的房屋要尽量予以保留。
    7月23日,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南京市房管局颁发相关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许可内容合法”,最终维持了房管部门该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遭遇失败,他们遂诉诸法庭。
    遗憾的是,记者颇费周折联系上的两位当事人均婉拒采访,至于缘由则是“相关各方有不向媒体公开的承诺”。
当诉状直面四大疑问
    记者注意到,起诉书中,原告从适用法律、主要证据、法定程序等方面提出了四项问题,针锋相对,措辞激烈。
    其一,《循环经济促进法》第25条第二款是专门针对城市房屋拆迁工作所作的法律规定,且是目前为止最高最新的法律规范,城市人民政府应严格执行和适用。而许可拆迁原告房屋的行为,直接违反了该法立法精神与具体规定。南京市房管局以“非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要件”为由拒绝适用该法,已构成适用法律错误。
    其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申请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应当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资料。但该案中提交的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没有项目的任何具体内容,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非许可证本身,而是一个附件,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甚至连批准使用的主体对象都没有。原告认为,南京市房管局据以颁发拆迁许可证的主要证据不足。
    其三,原告还认为,上述三个文件不仅是申领拆迁许可证的实体条件,也是程序条件,被告发放拆迁许可证明显违反法定程序。另依据行政许可法,拆迁关系产权人的重大利益,拆迁人依法应通知被拆迁人并组织听证,但拆迁人未履行该项义务。
    其四,华新巷21号住宅相距宁海路约60米,与以改造危旧房为主旨的拆迁毫无关联,但被告却许可将其与临街危旧房捆绑拆迁,实属滥用职权。
当拆迁遭遇新法
    尽管该案走向充满变数,在原告代理律师、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金辉看来,“那个条款隐藏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之中,很独立,那么不显眼”,却有望对城市房屋任意拆迁行为形成“腰斩”之势。无独有偶。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长期从事拆迁法律事务的知名律师王才亮也认为“这是继《物权法》实施后,国家权力机关再一次敲响的对违法拆迁的又一声丧钟。”
    记者注意到,本案中,南京市房管局发放拆迁许可证依据的是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和《江苏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两者分别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该局还在南京市政府行政复议时辩称,“《循环经济促进法》非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要件材料”。而立法法明确“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这就意味着法律效力更高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在具体的行政行为中反被冷落。
    对此,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行政诉讼法学博士顾大松认为,作为法律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一旦生效,对所有的主体都具有约束力,行政机关更应率先垂范。他还指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未能及时与新法对接,是造成有法不依尴尬现实的重要原因。
    金辉表示,《循环经济促进法》针对城市房屋拆迁的条款是一个投石问路式的立法设计,但能否真正在城市开发与经营城市的拆迁大潮中产生应有的规范与制约效应,仍有待于城市政府认知与行政司法审判博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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