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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新闻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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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伟祥,浙江工人日报记者,多次在浙江省好新闻评比中获奖,其中一等奖六次,二等奖二次,,三等奖三次。被评为浙江省专业报“十佳”新闻工作者。 2010年创建了“冯伟祥新闻工作室”,这是浙江工人日报社自1949年创刊以来至今第一个以记者名字命名的新闻工作室。 ★系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特邀司法监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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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消费猛如虎  

2010-09-23 21:32: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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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令人堪忧的行政成本


       就拿公费出国来说,走出国门,游历洋夷,古谓取经,今谓考察学习。《西游记》里唐王的拜把子兄弟玄奘带着徒弟一路西行,终成正果。按照各项国民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来算,值得一提的是,盛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应该和当今的美国无殊,但唐王也只送了一个紫金钵盂给“御弟”,唐僧虽然最后取到了真经,但一路上的盘缠可大多是化缘而来,标准的“自助式旅行”。
       时钟滴滴答答,转眼过了千年,现在出国可再不像唐僧那样非得骑着马,光在路上就得耗十年八年了。现在讲究的是效率,飞机“飕飕”来回一飞,又快又稳还方便。既然这么方便,出国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出国的干部更是不少。据统计,干部公费考察,每年的花费约3000亿,当然,他们的盘缠不是手捧紫金钵盂要来的,他们的盘缠是伸手向国家要来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众人拾柴火焰高”,这话不假,按照全世界各国的行政成本来计算,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刚建曾估计“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或许如此绝对的说法尚待商榷,但中国公民承担的因政府行政运行成本过高产生的税赋,在很多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的确是不争的事实。这过高的行政成本,全浪费在了贪官污吏的手中。
      干部出国考察(不同于专业出国考察)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初是邓小平说了一句“干部要出去看看,找一找差距,思想开通一下”,并为此最初特拨出2亿美元的费用,用来让我们的干部出去学习一下西方的先进经验。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公费出国考察却俨然变成党政部门干部的一种福利、工作表现奖励、休假等性质的“旅行”。而有的干部则把公费考察作为“捞一把”的机会。
      “中国公款旅游每年3000亿元,已经成为世界产业。”没人会算计这笔钱是多少老百姓风风雨雨里赚来的,然后再一分一毛的给国家纳上的税,唐僧西游取回了真经,可是他们取回了什么?
      3000亿!这不过是“三公”中的“一公”罢了!有一个有趣的对比,我们一直讲“再穷不能穷教育”,财政部报告显示,2005年全国教育系统支出是3951.59亿元,要知道,这个数字是截至当时“历史最高水平”,并且还包括了全国教师的所有工资总和。
    “世界上餐饮最浪费的国度”让谁汗颜?
    再说说公款吃喝,被称为“博客书记”的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曾发博称:“中国是餐饮最浪费国度。”他认为“吃要有文明和格调”,提出了“道数减少而显精致,特色取胜而彰文化,价格实惠而难忘怀”的就餐理念。
    张书记说我国是“世界上餐饮最浪费的国家”。但是,有一点要搞清楚的是,这些浪费的人到底是谁?是普通的市井百姓,还是一些拥有权势的政府官员。随便到任何一家酒店去看,那些极尽奢华的豪华宴席,有几个是私人埋单的,又有多少是公款消费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组数据:
    ——“公款吃喝,2005年我国是6000亿元”(法制日报2007年3月18日)6000亿元是什么概念?我们不妨拿另外一个数字做比较,据媒体报道,2007年中国餐饮业零售额达到1 2200亿元。大家可以看到,公款吃喝的金额占到了全国餐饮业的营业额的半壁江山。如此庞大的金额,如此巨大的比例,谁在浪费一目了然。
    市井百姓的就餐消费的浪费行为,我们可以用道德规范去进行引导,在这个时候,张书记的就餐理念可以说很值得推广;而政府官员的公款消费行为,道德规范或者就餐理念可能就无济于事了。
    其实,这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话题:公款消费。多的不说,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组数据:
    ——-2007年,全国人大代表刘满仓和政协委员刘光复提出“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到2000多亿元,几乎和2006年全国的国防开支相近”。
    ——中新网2007年3月11日报道,“中国行政成本世界第一,公务消费花掉1/4财政。2003年行政管理费用达到7000亿元。”
    这些天文数字似的巨款,看着都让人眼晕。
    当满街都竖立着形象工程的政府办公楼的时候,当高档酒店里坐满了用公款吃喝的政府官员的时候,当满街跑的是私用的公车时,一笔笔百姓的血汗钱就这样悄无声息地飞走了,国人却迎来了一个个“世界上最××国度”的“荣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佳的讽刺!
    “世界上餐饮最浪费的国度”让谁汗颜?答案不言而喻。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已经保持了10多年的两位数的经济成长,整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迅速增加,蛋糕也越做越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民手中分到的蛋糕也会越来越多。在法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管,可谓重中之重。
    “三公”数据:媒体和官方的差距咋这么大呢?
    那么,偌大一个中国,每年三公消费究竟有多少?据央视近日《新闻1+1》节目披露,政府一年“三公”费用平均可能接近9000亿元。根据这一线索链接资料,又发现这个数字其实是早先年见诸报端的旧统计。
    中新网2006年3月1 7日报道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刊登文章说,“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同一篇文章还说,近几年来,借培训为名,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地区甚至把出国培训搞到乡镇一级,似乎只有出国学习、培训、考察才能学到新观点、新思路、新知识、新的政府管理经验。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学习时报》文章一出,当时财政部预算司有关负责人认为,9000亿这个数据严重失实,三项支出总额总共加起来不过1200亿元。9000亿与1200亿,差距悬殊{一位是行政管理学专家,一位是国家财政部官员,究竟谁说的可信度更高?前者引用的数据来自国内主流媒体,如《参考消息》、《学习时报》等;后者则是根据中央和地方决算报表所列数据统计的。一般说来,官方确认的数据似乎更权威一些,但具有权威性是否就接近真实?其实未必。一则“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至今仍被一些人奉为从政的不二法宝,谁也不会傻到将公款消费情况如实逐级上报,有些地方报上来的公车数目、公款伙食费用、出国考察费用等数字,虚报瞒报的概率是很大的;二来将截留、挪用的巨额专项资金用于购车吃喝、出国考察什么的,完全可以另找由头悉数报账,大可不必列入行政成本。否则,媒体也就不会屡屡曝光各地官员的违规公款消费行为了。再者,这一数据并没有包括转嫁到企事业单位的相关开支,以及国有企业公款消费的具体数字。
       所以,财政部官员提供的数据是否准确,还真不好说。作为一般的社会公众,他们对有关统计数据并没有理论上辨析,更没有直接的经验,多数人都是依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对各种公款消费形成了非常自信的直觉,在公款消费问题已经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宁肯相信前者,也不愿相信后者。何况,财政部预算司仅用财政预算范围内的数据来说明公款消费的总体状况,本身就有很大的漏洞,难以形成说服力。      (摘自《看世界》2009/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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